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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之言

屁民屁语

 
 
 

日志

 
 

7.5 三谏不从  

2010-03-14 15:35:22|  分类: 《八王之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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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

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

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

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

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

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

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

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

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

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

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

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做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

 

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

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

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

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

 

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

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戒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

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旟(yu)等人摆宴作乐。

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

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

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

《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

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

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

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

 

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

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

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

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

 

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

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

那怎么办呢?

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

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杀,死后却被载入《晋书.忠义传》,这真是咄咄怪事。

王豹劝齐王一定要考虑他的计策,他把齐王比做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比做献巧计定国策的娄敬、张良。当年娄敬与张良劝刘邦定都关内,一言兴邦,王豹也替齐王选好将来的新都城,他说宛城不错,“许可都也”。

王豹的信递交齐王,一直没有回应。十二天之后,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笔写信,催促齐王早拿主意。这次齐王有了回复,齐王说:“你的两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

齐王将王豹的信放在书案上,长沙王找齐王议事,恰巧看到了。长沙王读完信之后大怒,对齐王说:“小子离间骨肉,何不拉到铜驼街打杀!”

长沙王的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与齐王两人瓜分干净了,那他该何去何从呢?

齐王也觉得王豹的计策太过突兀,投机味道太浓,实施起来难度太大。既然事情败露,长沙王又如此表态,齐王于是检举王豹“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可怜王豹投机未成赔上性命,他被拖到宫城前的铜驼街御道上乱棍打死。据说王豹临死前学习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遗言:“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这句狠话很快就会兑现,王豹死后没多久,齐王也跟着踏上了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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