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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之言

屁民屁语

 
 
 

日志

 
 

7.2 三个军政府  

2009-12-25 14:56:35|  分类: 《八王之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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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入洛阳的时候威风无比。身后是浩浩荡荡数十万大军,进军的鼓声震天彻地,旌旗如林延绵几十里;身前有新野公司马歆亲自执戈开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所受的礼遇与县王相同,爵位仅仅比齐王低一个等级,他降尊给齐王开道,实际是在给齐王造势,做秀给成都王等人看。《诗经》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新野公通过这一举动暗示成都王等人:齐王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成都王、河间王全都亲自出马,去迎接齐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劳齐王。为了炫耀军威,齐王直接将军队开进了洛阳,(这应该是很无礼的行为,不过当时成都王、河间王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据说把全洛阳的百姓都惊动了,史书上说“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

齐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想压成都王一头,争夺执政的位置。

 

面对齐王咄咄逼人的态势,成都王与河间王不可能无动于衷。天下大权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们底气很足,所以不可能轻易言弃。

当时的洛阳劫后余生,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爷正纵横捭阖,往来于公卿之间,密谋于暗室之内,他们以一次次筵席盛会为战场,在觥筹交错之中施展口蜜腹剑,他们还在朝堂上,以谦和的姿态用华丽的外交辞令,争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场博弈在十四天后有了结果。永宁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诏对各位勤王的王爷进行褒奖,任命如下:

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

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

广陵公司马漼进爵为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

新野公司马歆进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

五天之后,惠帝又封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不过当时的梁王已是强弩之末,(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强弩,只是张劣弓)无力再参与朝政,十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

 

根据这道诏书可见,这场博弈的结果是齐王大胜,他如愿以偿的成为新执政,主导朝政“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成都王的收获则次于齐王,他得到了兵权,“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是这个兵权徒有虚名,因为从法理上讲,有权动用天下兵马的只有皇帝一人,成都王这个大都督只是一个执行者,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

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

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支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

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应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嵇绍这人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却是晋朝的头号大忠臣,《晋书.忠义传》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绍写信给齐王,说:“夏朝的大禹王、还有唐尧与虞舜这些古代贤王,生前都安居于茅苇搭建的陋室里,他们也因此显示出贤德,留下了美名。华屋美宅,无益于拯救国家危亡,殿下大兴土木为三王扩建宅第,甚至不惜为此毁坏太乐寺等建筑,这岂是如今当务之急?如今大乱甫定,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朝廷的惠政,请殿下居安思危,停止这些奢华的营建。”

嵇绍的话绝对正确,可惜却在缘木求鱼,不过当时齐王新官上任,还摆着求贤若渴的样子,对于像嵇绍这样的名人贤达,齐王表现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绍去大司马府议事,齐王都会亲自出殿迎接。收到劝谏信之后,齐王谦顺的给嵇绍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说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类的话,然后就你说你的我建我的,两不相干。

嵇绍还上书傻皇帝,提醒当权者要居安思危,说“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嵇绍倒是苦口婆心,只可惜清风过驴耳,司马家的那些王爷们根本没放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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